许小年称：再增加货币供应 行政手段都控制不住房价

　　第一是“新常态”，新常态就是各位不要再预期10%的增长了，不会再有更高的增长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甚至不要再预期8%的增长了。

　　6.5%仅仅是一个数字，真实的增长率谁知道啊？反正很低就是了。6.5%就是统计局的一句话，高速增长的阶段过去了。

　　第二，提出来“供给侧”，等下我会讲什么叫供给侧。

　　这两个政策的转向，实际上反应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中国经济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我们现在已经从需求侧转向了供给侧，转向供给侧实际上就是我们多年呼吁的效率型增长，转向供给侧就是从K和L转向A。

　　为什么说转向A？因为A是技术水平，谁决定了技术水平？不是工信部、不是科技部，工信部和科技部只决定科技项目的补贴，不决定技术水平。技术水平是企业决定的。

　　企业在供给侧还是在需求侧？企业在供给侧。所以供给侧一提出来以后，本人表示支持供给侧的转向。

　　我的学生取笑我，他说“教授，你很少跟中央保持一致啊。”我说“你说的还不对。不是我跟政府保持一致，是政府跟我保持一致。

　　OK？”我们呼吁了这么多年要效率型增长，政府终于同意了，当然他的说法是供给侧，我们的说法是依靠效率的提高来驱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不是依靠政府发钞票、花钱，搞地方平台、投资，不是依靠这套东西，是依靠企业效益的提高。

　　所谓的供给侧政策，一切围绕着企业效率的提高。

　　这在目前我们看到的官方文稿中也罢，媒体的文章中也罢，都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供给侧就是要提高企业的效率，在提高企业效率的方面我们不需要什么政策，但是我们需要制度保障。

　　企业的效率怎么提高？要靠技术创新。

　　我们关于供给侧的讨论应该围绕着企业效率，也就是围绕着如何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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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性增长要靠创新

　　深圳这个地方为什么能够成为创新城市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府管事少。

　　说到创新我们在这里要给一个定义，什么叫创新？创新有很多的内容，我们一般理解的创新是，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

　　智能手机算一个创新，但这只是狭义的创新，广义的创新的内容要比狭义的创新丰富得多。

　　广义的创新除了这种狭义的技术创新之外，还包括了商业模式的创新，比如京东的电商，这就是一个零售业模式的创新，当然他用了一些互联网。

　　还有一些我们看到的，没有用任何的新技术进行的创新，那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创新还包括了组织的创新，同样是深圳的企业比如万科，万科的楼盘很多，如何能够激励万科的每一个员工去最大化股东的利益。

　　万科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组织上的创新，就是“事业合伙人制”，不涉及任何技术，事业合伙人的创新起了什么作用？

　　每一个项目都有一群合伙人，这个合伙人有管理人员、有员工，大家都相当于尽管不是万科的股东，相当于都是这个项目的股东，都可以从这个项目的收益中获得收益。

　　用这样的方法来激励每一位员工去努力工作。

　　这也被我们包含在A里面，万科的事业合伙人的创新，有点类似78年小岗村农民的创新。

　　现在依靠K和L这种增长已经没戏了，只好去做A，A又要靠创新。

　　创新而言我认为深圳是全国创新城市的第一位，这个城市可以称为“创新城市”。

　　我每次到深圳来心情都比较愉快，每次回到北京都感到很压抑。

　　深圳真的是一个创新城市，要珍惜这个创新环境。

　　我在深圳看到了最多的创新企业，我在深圳看到了最多的创新技术，我的很多学生都在深圳。

　　这里的商业环境、创新环境，跟全国其他城市相比那简直就是天渊之别。

　　深圳这个地方为什么能够成为创新城市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府管事少。

　　后面我们会讲到供给侧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够促进创新，供给侧根本不需要产业政策。

　　去年林毅夫和张维迎教授的产业政策之争中我坚定站在张维迎教授这边，坚定地认为供给侧根本不需要产业政策，产业需要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就没有看过中国哪一家创新公司是由政府的政策扶持出来的。

　　中国的创新企业数一数，华为，民营的，在深圳；腾讯，民营的，在深圳。这些创新企业全都是民营企业，哪有什么政策扶持。

　　现在做大了，政策送上门去了，在他刚初起的时候谁扶持他了？马云惨到找不到投资人，马化腾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最后南非的一个投资家投了他一把。

　　南非的投资家为什么投了他一把？我估计南非远在万里之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稀里糊涂给他融了一把资，就做成了一个腾讯。哪个是政府扶持起来的？我简直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