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要把区域政策摆放在国家经济政策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区域政策与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并列放到了重要位置,这是这些年实践探索的重要成果。事实上,解决我们面临的“不全面不充分”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区域政策,充分发挥区域政策的作用。为什么区域政策特别重要?因为区域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落脚点,而各区域具有的资源禀赋,所面对的发展基础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不同区域的分类指导既是发挥比较优势的需要,也是促进协调发展的需要。这就决定了除特殊情况外,一切政策都要考虑区域的特征,而从区域特征出发所实施的政策就是区域政策。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应该把统一的或“一般粗”政策制定和“一刀切”的政策实施作为特例,而针对不同区域细化相关政策,增强针对性、体现区别性应该是我们把握各类政策实施的常规性要求。我们在整体上对有关政策应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等等。但是这些政策在具体区域实施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具体的情况,不能够搞刚性的一刀切,否则就会切出问题。现在区域政策已摆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但在实际操作中还要做一些深化、细化和实化的工作,使其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上发挥最大效能。同时进一步通过实践提升区域政策的重要地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以加快城镇化为基础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题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布局”。当前,要深入研究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关系。例如:城镇化是不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特征?从实际经济生活看,不同区域发展的程度与城镇化进程、水平、质量、布局是直接相关联的。城镇化是不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最大红利”?过去城镇化加快推进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未来10年左右甚至更长时间,城镇化仍将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最大红利”所在。要不要把城镇化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任务?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离不开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重大制度创新,这一点看得越来越清楚。当前有三个关键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城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突出矛盾
从我国实际经济生活看,区域发展差距有城市之间发展的差距,但更重要的体现在农村发展的差距上。比如,2016年,广东珠三角人均GDP达到11.43万元,是贵阳市人均GDP的1.81倍,却是贵州以农村为主的毕节市(城镇化率仅为30.90%)人均GDP的4.6倍。城镇化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突出矛盾,这就需要明确以城镇化推动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大思路。
1。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在于城镇化。城镇化的实质是城乡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公共服务的平等享受,这两方面都是决定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因素。从我国情况看,城镇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我分析了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几个区域的数据,结果表明,2016年,华北地区城镇化水平最高(68.03%),其人均GDP也最高(76781.80元);西南地区城镇化水平最低(46.11%,低于全国57.35%的平均水平),相应的其发展程度也最低(人均GDP仅为39605.60元,低于全国53817元的平均水平)。
几个区域的对比分析充分说明,我国发展上呈现“东中西”差距,其实质是城镇化进程上也呈现“东中西”差距,也就是说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区域,发展程度越高。
2。打造合理城市群的基础在于城镇化。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以城市群为主体”。什么是合理的城市群格局?不能“进城像欧美,出城像非洲”。从现实情况看,如果缺乏有质量的城镇化支持,城市群发展恐怕会把农村发展的要素吸走,产生“虹吸效应”,不仅制约了农村发展,反而扩大了区域差距。比如,珠三角城市群已经形成了规模,但由于粤东西北的城镇化率比较低,2016年粤东西北地区城镇化率分别为60.02%、42.68%和47.85%,远低于珠三角城镇化率84.85%。因此,城市群发展的实质是城镇化,形成合理的城市群格局,离不开高水平、高质量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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